湖南恒盾集团有限公司(湖南恒盾集团有限公司电话)

2020开年,突如其来的疫情,给我们上了一堂人生大课,关乎生命的无常、健康的宝贵。


在健康和生命面前,人人是平等,无关财富。

通常时候,普通人会觉得,一切等我有了钱就好了,有钱人一定没有这么多的苦恼,但事实上,当他们拥有了财富,随之而来的是新的烦恼,一点不比大众阶层少。


巴尔扎克有句耐人寻味的名言,“一个商人不想到破产,好比一个将军永远不预备吃败仗,只算得上半个商人。”


有钱人最怕的是什么?自然是财富的缩水、怕突然没钱,怕与之相匹配的美好生活消失。而这些就隐藏在突如其来的危机中。


健康危机


高净值人群们在生意场、名利场上像开了挂似的,通过奋斗,财富就超越大多数人;但是他们的健康状态,也像开了挂,刚过不惑就老态龙钟,身体的病痛、体检的阳性指标,也远远多于同龄人。


很多健康危机一直蕴藏在生活习惯、工作习惯中,长时间的熬夜睡眠不足,应酬中的大量饮酒,常年殚精竭虑,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责任,都会让疾病潜伏,一个爆发就喷涌而出。


作为企业的决策者,家庭的经济支柱,健康危机带来的影响都可能是致命的。


“短命富豪”已经成为中国商界的一个诡异现象:


同仁堂董事长张生瑜年仅38岁就心脏病发英年早逝;

浙江商界巨子王均瑶42岁就因肠癌英年早逝,其妻携19亿存款改嫁王生前的司机;

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董事长张祥青年仅47岁即突发心脏病去世……


这些富豪赚取了比普通人多出几百倍上千倍的财产,却也折损了一大半的“阳寿”。

瑞银曾就健康与财富问题进行调查:富人们更愿意为了延长寿命而牺牲金钱。在调查中,10位富人中有9位同意“健康比财富更重要”。


在瑞银问及他们愿意放弃多少钱以“保证额外的10年健康生活”时,平均回应因财富水平而异。


拥有100万-200万美元净资产的百万富翁投资者们,愿意放弃他们的三分之一寿命。


拥有超过5000万美元的投资者,则愿意分享几乎一半的财富来达到与寿命的平衡。

毕竟,多少财富都无法带进坟墓里,活着,健康的活着才能创造更多可能。


企业危机


企业是创造财富的永动机,高净值人群关注的核心一切都围绕着企业经营,能否更好发展为前提。企业不好,财富缩水,企业破产,家庭遭殃,这是必然的连带,没有哪个富人能真正做到家企财富完全隔离。


企业面临的危机一方面来源于外部,例如这次的疫情,对餐饮、旅游、零售、出口等行业就有非常大的影响,无法正常经营,还要承担高额成本,疫情长短无法预知,很多中小企业已经快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。


同样,政策的风险、行业的趋势也会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。


一种是内部危机,投资失利,盲目扩张、经营不善、管理缺失,而导致企业危机。


企业危机的危机如果无法解除,创富的永动机不能正常工作,给企业家、高管们带来的就是财富的缩水或者破产和失业。


税务危机


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.富兰克林曾说:“在这个世界上,除了死亡和税收,没有什么是确定的。”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,税负是摆在所有人面前无法逃避的问题。


尤其是对于高净值人士,他们的收入和所得,很大一部分都要因为税收原因而缩水。因此,税务筹划与管理,是所有高资产人士需要关心与准备的大事。

曹德旺把工厂开到美国,对媒体直言,在中国100万要交58万的税,美国除了人工,比中国成本更低。道出了很多企业家的痛。

财富基数少时,交税带来的痛是小痛。但财富到达了一定量级时,很大一部分要交税,高净值阶层,都如割肉般痛苦。

湖南太子奶集团创始人李途纯,2014年在新浪发表一篇文章,自述了因税务问题而带来的巨大损失。


“ 尽管每年税务为我出具完税证明,太子奶仍然被人告到国家税务总局,上市途中被国家税务总局查了一个底朝天。因为税法上关于增值税的折扣折让的规定只有三百多字。我们虽依法给了对方折让折扣,也提在账上,但没有写明在一张发票上,而只写在企业的收据上,没有详细解释。我们全国五个基地主动将已折让的给对方的、依法可以避税的部分仍然是再一次足额补交,补交了约二个亿的税。”


偷税漏税是悬在民企头上的一把利剑。防范税务风险是所有创业者、所有民企必须面对的第一个课题。


大部分富人都会寻求更多合理合法的节税避税方法,例如像曹德旺一样去异国建厂,或者通过身份规划、金融架构来安排。


但各国关于税率税种亦有不同的解释,不同国家的税务居民界定也各有不同,可能躲过了中国的税率,却躲不过他国的大坑,由于跨境信息不对称,行政程序不熟悉,费工费时,反倒劳民伤财。


对富人征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经济相对平衡的调节器,富二代们凭借继承的财富,与普通人完全站在不同起跑线上,他们所拥有的人脉、教育资源等等,让他们继续成功的机率要大的多。


所以对于政府来说,解决之道就是征收高额的税率,在发达国家,税率的征收更加成熟和多样。


各种形式的避税,是高净值人群的刚需。只是要有清醒的认识,走到哪里都要交税。二是要专业机构通过系统的合适的方案和方法,实现合理避税节税的目的。


债务危机


有很多高净值人士都是因财务激进而陷入危机的。财务激进有两种情况,一种是主动加杠杆,5000万的本金敢做5亿负债的生意。一种是盲目扩张带来的债务危机。如果不能良性运转,企业马上陷入困境。


银行抽贷

银行抽贷,指的是银行在还款日期之前,认为企业经营出现问题,要提前收回企业贷款的行为。


银行对于企业来说是融资成本最低的渠道,但也是风险承受度最低的金融机构。有严苛的风控体系和评价标准,一段对企业缺乏安全感,就会终止贷款,降低不良率,寻求自保。

所以,很多企业都遭到银行抽贷而破产,有些企业无奈之下跑去找高利贷借钱,两千万的借款要还4千万的利息。

当年,中江控股高达60多亿元的债务发生崩盘,随后遭到银行抽贷1.7亿元。

中江事件爆发后,银行贷款就再也批不下来,断贷抽贷成了银行的日常工作。在沈阳,东方钢铁老板半年未发工资,欠债50亿,下落不明;在湖南,龙头企业恒盾集团董事长王检忠,被高利贷追债追到跳楼。

赌博欠债

由于拆迁而一夜暴富的人,大都是村民,他们文化不高,容易跟风受人影响,也不懂该如何管理这笔钱,很容易被人诱惑。


40 多岁的长沙人肖某就是这样一名" 拆二代 "。五六年前,家住雨花区的肖某家里拆迁后,分得数百万拆迁款。一夜暴富后,肖某变得不知所措,开始沾染赌博,并一发不可收拾。短短五六年时间,夏肖某不但将拆迁款输得一干二净,还背负了上百万赌债。但肖某依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。


合理的债务,用别人的钱赚钱,是富人擅长的致富工具。正常情况下,他们因此赚到更多的钱。只是,这是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才可行,一旦资金链断裂,就会变成负债。再有,赌博、毒品一旦沾染,就是一个无底洞,被恶欲驱使的陷入难以自拔的危机当中。


犯罪危机


改革开放四十年,第一代企业家无疑经过了野蛮生长经济飞速发展的好时代,很多企业家快速积累财富的过程,本身就是在主动或被动的犯罪。


低价收购国有资产、送出真金白银获得与权贵阶层接触的入场券,或通过低劣的手段拿下项目等等。


一代企业家很多是靠胆大、敢闯发家的,他们身上都带着不可言说的原罪。不查都是风光无限,一查就要身陷囹圄,这是企业家的魔咒,也是对营商环境的真实写照。


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,社会管理越来越精细,法律越来越完善,如果还靠“敢”字当头,又不注意法律边界,就很容易掉进违法的陷阱里。


而今的犯罪,大都集中在经济犯罪上,非法集资、操纵股价、内幕信息或商业行贿。


财富的获取过程,如同刀尖上舔血,在危险与侥幸的边缘游走。

与此同时,不能忽视暴富和传富高净值们的犯罪率的提升。


暴富高净值们钱来的太容易,特别容易陷入的就是黄赌毒的犯罪案件中。


“富二代”虽然从小拥有衣食无忧的生活,但父母由于工作原因给予孩子的关注很少,精神上的交流沟通远远不能满足成长的需要,极容易导致孩子因缺乏正确引导走上歧路。


从小的任性妄为使他们缺乏对传统规则的认同感,反而会在青春躁动的驱使下以挑战规则为乐。此外,很多“富二代”不工作,游手好闲,把打架、抢劫当成消遣,将偷东西、做黑客当成刺激。


2016年成都,生于殷实家庭,本该在职场上意气风发的王彬,最终因飞车抢夺,面临牢狱之灾。本该继承母亲的事业,或是在职场打拼,但他不愿工作,讨厌被束缚的感觉。


母亲给的钱没地方用,交际圈除了虚拟网络中的好友,就是酒桌上的朋友,长期的安逸磨去了锐气,让他对生活现状失去了激情。最后,他想到了飞车抢夺,目的不为钱,只为能找到快感和激情。他深知这是违法犯罪,但当连续抢了5次后,感觉“停不下来了”,但冷静下来后,想后悔却来不及了。


当穷人家的孩子还在为买一台电脑而发愁时,“富二代”含着金汤匙,一切唾手可得。当别的孩子在追求梦想时,“富二代”早已经没有梦想可言了,青春期的冲动得不到有效的发泄,违法犯罪便成为一个途径。


这些“富二代”的犯罪,有着很深刻的社会根源,有的家长认为只要从钱上满足孩子,孩子就不会去做坏事,还有的家长一味地对孩子进行严格管理,最终却导致孩子走向了相反的方向。


他们的极端心理,也和原生家庭缺乏陪伴,以及强势父母的高要求相关,他们希望通过一些特殊的事情引起父母的关注,过犹不及就酿成了犯罪。


骗局危机


没有人是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。任何人都有弱点,往往有些时候,他们在一个领域越是成功和聚焦,在其他地方的认知就越缺失,越容易被骗。


单身有钱女性通过感情骗钱,有头有脸的骗取同情心,激进投资的靠虚假项目骗。


骗子的目标客户就是有钱人。他们懂得放长线,钓大鱼,融入圈子,获得信任,再投其所好。他们也知道,习惯了“闷声发大财”的人,多半也懂得“闷头吃亏”的忍气吞声,毕竟面子挂不住,只有打碎了牙,往肚子里咽,还有一些贪官和知名人士也不会去追究。


打拼致富的高净值们,大不了吃一堑长一智,继续奋斗。


可怜的是暴富和传富高净值,不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获取财富,就特别容易交智商税,不知道怎么来的钱,也稀里糊涂的被骗走。没有持续赚钱的能力,骗局带来的损失可能是致命的,倾家荡产比比皆是。


婚姻危机


巴菲特说,你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是跟什么人结婚。在选择伴侣上,如果你错了,它将让你损失很多。而且,损失不仅仅是金钱上的。


他的好朋友比尔盖茨在接受杨澜采访时,被问道:“你一生中最聪明的决定,是创建微软,还是大举慈善?”


而比尔盖茨回答道:都不是,是找到合适的人结婚。

男人有钱就变坏,女人变坏就有钱。这话不无道理。在社会认可的体系中,财富的等级是衡量一个男人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。成功男人,拥有普通男人没有的财富、权力、地位以及人格魅力。有钱人面对的诱惑要比没钱人多。


于是,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---“哭泣的大款太太们” 。就富一代来说,结发夫妻,可以共患难,却无法共同享福。婚姻危机总是在某个时候悄然到来,当“小三” “小四”杀进家门,她们才蓦然发现自己为之付出青春和前程的夫君,早已把财富连同感情一并外移,她们的人生前景一片黯然,最终打的你死我活,离婚收场。


还有一些没有离婚,外面彩旗飘飘的婚姻状态,富人太太们要掌握一门课程就是“智斗婚外女人”。如何面对男人们的出轨,保持正常的心态,还能勇敢智斗,长期的隐忍和坚持,对于女人来说,这并不容易,很多太太长期压抑得了抑郁症。也有人为了家庭孩子咬牙忍耐,或者干脆自己也保养“男闺蜜”,夫妻即便离心离德却保持着婚姻的外壳。

富人的婚姻更加复杂,离婚案也是惊心动魄。


上市公司:

2020年1月14日晚,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(603595.SH)发布公告称,东尼电子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沈晓宇已与张英签订《离婚协议书》并进行了相关财产分割。根据协议,沈晓宇将转让其持有的1290.15万股股份至张英名下,按当日收盘价计算,这笔“分手费”达3.48亿元。


沈晓宇付出“分手费”后,仍为公司的实控人。不过,也有上市公司大股东是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。沃尔核材(002130.SZ)的第一大股东周和平在分割部分股权给前妻后,同时失去了上市公司实控人的身份。


离婚发生在上市公司大股东层面,往往会给公司带来股价动荡、市值蒸发的影响。


准上市公司:在土豆网提交在美上市申请的第二天,土豆创始人王微的前妻杨蕾,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起诉,要求分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。由于这场离婚官司,土豆网延期上市,错过了上市的最好时机,本来遥遥领先的土豆网,最后被优酷吞并。而这件离婚案也催生出了投资界的“土豆条款”。


所谓“土豆条款”是指投资者要求被投资公司的CEO、主要创始人结婚或者离婚必须经过董事会,尤其是优先股股东的同意后方可进行。

婚姻是自己的,但对于这群上市公司、准上市公司的企业经营者来说,又不仅仅是自己的,更与万千投资人和投资机构息息相关。


分割巨额财富的同时,也是一场元气大伤的没有硝烟的战争,大部分离婚案都以撕破脸皮、互揭老底为悲惨收场。

或许,以下的两位富豪的案例,绝对是值得学习的离婚范本。


早在2008年,龙湖地产上市前,吴亚军与丈夫蔡奎已经“预离婚”,他们把股份分割好,并各自交由自己的家族信托控制,只是为了成功上市瞒而不报感情不和的问题。


正是由于这样的设计,2012年二人离婚时,并没有产生任何股权分割的纠纷,吴亚军通过协议在离婚后掌管着二人的股份,而前夫蔡奎拿着巨额分手费和一个空姐结了婚。


默多克在与第二任妻子安娜·托芙离婚时支付了17亿美元,损失惨重,吃一堑长一智的默多克在与邓文迪结婚前把名下的主要资产,特别是新闻集团股权都放进了家族信托进行隔离保护。


2013年,邓文迪在离婚时仅获得了两套房产和让两个女儿成为870万美金基金的受益人,对于邓文迪而言这基本属于净身出户了,不愧是离过三次婚的老法师。


意外危机


对意外风险的准备不足以及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侥幸心理,常常让高净值人群陷入危局。在中国人的概念里,对于后事的提前打算和安排,是不吉利的行为。

可是天有不测风云,不是你不想,危机就不会来。企业控制人或者高净值家庭主要经济支柱的遭遇意外,自己、家人及企业都将被波及。

意外遭遇绑架、不可预料的天灾、遭遇意外后的身体残疾或者意外身亡等不可预料的风险后,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,当事人身体和心理方面受到强烈打击,无法做出理性和全面的判断,造成危机来临,处理慌乱造成了他们本身不希望看到的后果。

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在他的《野蛮生长》中这样写道:民营企业领导应该深刻地理解死亡,不要回避这件事,在活着的时候,做好公司制度的继承安排,也做好个人身后事的安排。这样,任何时候,车祸、疾病什么的都不能使你的企业和家人受到不必要的困扰。


作为一个民营企业领导人,你每天都要有危机意识,要清楚地知道你快不行的时候谁会来救你。只有每天不断把这个问题想好,才能够给自己的企业架设一个安全的未来通途。



对于危机,可怕的不是危机本身,而是没有正确的对于危机的认知,进而没有应对危机的备选方案,造成了危机的放大和循环。

优秀的企业家都具备很强的危机意识。


著名的《华为的冬天》一文中,任正非强调:“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全都是失败,对成功视而不见,也没有什么荣誉感、自豪感,而是危机感。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。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,怎样才能活下去,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。”


百度的李彦宏也提出“百度离破产永远只剩30天”的口号。

高净值人群无疑是命运的眷顾者,他们把握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好时机,懂得判断和抓住机遇。


可是,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,风水轮流转,谁也不可能天天走好运。


危机不会常常来,它没有给人更多练习的机会,保持危机意识和预备方案,应对得当,化危为机。但如果应对不当,对人和企业的打击也可能是致命的。

所以,对于掌握大量财富的高净值人群而言,应该具有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、如临大敌的危机意识,这样才能在心理上和实践中有所准备,以便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。


即使不能把危机彻底清除,也可把危害降到最低,为自己留一条退路,为日后翻身打下基础。

留的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挺过危机,只有活着,才有一切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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